“我也仔细分析过,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九八年底,企业改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相当大的比例,但是从九八年开始,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上升,九九年最为明显,而且不少都是因为前期征地拆迁的失地农民因为生计无着落,而来区里要求解决生活问题,我当时就有些担心,今年这种情况更明显。”
于文亮默默的倾听着臧克明的分析,这些来自基层第一线的具体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我们区里之所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尤其是在工业园区里以相当优厚的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希望利用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来吸引这些失地农民就业。
为此,我们区里专门针对这些企业出台了关于吸引本地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优惠政策,我们区里宁肯在财税上付出一些,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能够谋到一技之长,能够有一个较为稳定、而又长久的工作岗位,能够为他们家庭和生活稳定提供保障。”
于文亮点头认同臧克明的观点,我在和他谈及怀州区这方面的做法时,也是相当赞许,也专门要求他要收集这方面的有关情况资料,以便为日后市里决策提供依据,而市里现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动作,远远赶不上怀州方面的探索。
“区里为什么对市里修改后的新城市规划方案有些抵触情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担心在目前补偿和保障机制不健全或者说不科学的情况下,如此大规模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将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在这一点上,不知道市里边有没有足够充份的思想准备?
在前面还有不少遗留问题尚待解决之际,这样庞大的城市建设规划又将造成多少失地农民,他们日后的生计怎样解决?会不会又出现一大批因失地而沦为赤贫的农民,如果是那样,怀庆要想实现长久持续的经济发展,怀庆要想像市里提出打造宜居宜业之城,这条康庄大道上就埋下了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臧克明一连串的反问、质疑,让于文亮陷入了沉思中。
“我知道市里边也有一些计划和想法,但是我觉得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落不到实处,到最后,可能我们就不得不付出现实的巨大代价,所以我很希望市里边能够在这些方面给予下边一些更为具体、更为实际的政策制度。”
臧克明觉得自己情绪有些激动了,于文亮并非政策制定者,他顶多也就是受领导之托,来了解掌握具体情况,然后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的。
“老臧,你说的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市里的确有一些想法和计划,比如,叶市长提出了要打造全省职教基地,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免费或者提供补助帮助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进行技能培训,这并不是什么华而不实的东西,而是实打实的诸如驾驶、电脑文秘、裁剪针织、车工、镗工、铣工、刨工、电焊、汽车摩托车修理等最基本谋生技能,要让学习者经过几个月的学习,能够自谋职业达到自食其力。”
于文亮字斟句酌的道:“这是我亲耳听到叶市长在和安市长讨论时提出来的,要求安市长在加快整合市里可用职教资源时,尽快要让这些资源为现实工作服务,而为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提供这方面的培训,就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
“若是市里真有意在这一点上做文章,倒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毕竟有能力参予培训的人还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没有那个学习基础,尤其是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者,你要让他们再静下心来学习一门技能,很难。”臧克明很坦率的道。
“这只是一方面,叶市长也在和市里五大厂协调,要求五大厂招工不能只面向厂子弟、而要主动考虑农转非之后的失地农民中符合条件的子弟,另外也要求在失地农民子弟参军退伍后,五大厂也应当站在讲政治的角度上,来主动替市区县分担接收任务。”
臧克明还是摇头,道:“这些都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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