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年锡之也是有所耳闻。
监军设到连上,而且要形成制度,此事是军法监在操持,张佳木掌总提建议,具体的细节由孙锡恩等人来充实完善。
年锡之听说的不多,不过知道厉害的有几条。
跟太监的随意必不同,军法监的监军有具体的职掌,军士偶犯小过,或早操不到,或操练不精,或十不九一,都要责罚的,军法监的监军总掌其事,时间久了,人皆畏惧军法官的权威。
这就无形之中,把将领的赏罚的罚给拿了过来。
但还不止如此。军法监还要记功的,凡有士伍训练精良,表现卓越,由监军上报,将领副署之后,上报呈文,奖赏该军。
这就是把一营将帅的赏字,也给拿了过来。
在赏、罚,这两件事上,将领反而是监军的副署,一级将领有一级的监军,下级监军报到上级监军,逐级上报。
这就形成了稳定的监军链条,将帅拥有的权力,只是负责日常训练,战时指挥。
因为后勤权在文官手中,军法权在军法监的手中,军器发放在军器监的手中,武官和士官教育在讲武堂。
将领独裁的可能几乎为零,私兵化,封建化的可能,完全不复存在。
这样当然多比以往要费一点事,但张佳木坚持认为这是完全值得的。至于多花费的一点费用,远比军队失去控制,或是丧失战斗力要好的多。
因为不仅是这一点赏罚,监军还负责鼓励训练,战时要鼓舞士气。士兵有疾病、家中有危难,都是监军的责任,从小伤小病,到恶疾变故,都是监军要关心的事,一旦军中有事而监军不理,则将帅可以向监军的上级反映,按其罪过的轻重,加以处罚。
想来平时是监军管着将帅,事事挑剔,一旦监军不胜任不称职,将帅们当然也不会客气。
这就形成了一个彼此制约的制度,谁也讨不了好。
就算是小有例外,但大的趋势一定是这样,绝不会有错。
现在卫中上下已经明白,锦衣卫的这位太保大人,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家门徒。
儒法之争已经下来这么多年,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人穿凿附会的也挺多,把法家弄成公平正义的代表似的……其实也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但法家和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性恶和性善论上的争执。
儒家主性善,人都可以教化,哪怕就是十恶不赦的夷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个人的品德就是最重要的,皇帝就是全国德治的代表人物,所以皇帝失德是比更改制度更要命的事。
以道德和宗法,再加上少量的官吏和军队来治国,德行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而法家则是性恶论,坚持人性本恶,必须以律法来约束之,教化是没用的。
老实说,张佳木在这一点上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法家信徒。
再烂的制度也比没制度强。
中国人很悲剧的就是没有一个能保证基本稳定的制度,而反观倭国和欧洲,在这一点上确实比中国强的多。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以及创造的伟大文明来说,要不是有几百年的一次大乱,恐怕也没别的国家和民族什么事了。强汉不提了,就说盛唐制度文明,长安就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中心,何等伟大强盛的国家,说一声内乱了,到五代十国时,军人拿百姓当军粮,当两脚羊,近亿人口,到最衰弱的时候,两千万也没有了。
这种九死一生的玩法,也就中国人的这种文明能挺过来了。这一点来称颂儒家也有一套,倒也没有错。
但如果有一套好的制度,能不要这么死里求生的三百年一大乱,那自然是最好不过。
张佳木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制度论的疯狂信徒,在锦衣卫里,他推行各种制度,包括公文制度在内,所有的一切事物都在制度之下运作,现在文官中也有了公文制度,考成制度,还有回执制度,想来也是有太保大人的黑手在内。
至于武官的学校制度,监军制度,军法制度,军器制度,当然,也有很重要的后勤补给制度,武官考试考核制度……
等这些制度全部稳定稳固下来,官府的职能也高效了,再集中物力大修道路,兴邮传,改善通信条件,兴海运,改善运输,进行海外贸易,选良种,劝农桑,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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