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只是政府职能外的一种补充,建议。
能担任议郎的,最少也曾经担任过三百石以上的长吏,或是为官一方退休致仕者,才有资格。
为了敷衍地方上的情绪,规定了商人贱役者不能充任议郎。当然,为之对应的就是没有任过官职的儒生也不可以。
只能是曾经的官员,而且,只限于文官,武官只有在涉及到军事事务的时候派员参加会议,并且可以陈述意见。
这其实就是对现在士绅权力的一种妥协,锦衣卫的势力和吏治改革已经进入南方,众所周知,南方才是大士绅和儒学势力最牢靠的地方。特别是江南一带,人文发达,状元翰林都毫无稀奇,寻常的举人秀才到处都是,读书人毕竟是好多于坏,就算是官绅地主一样压迫佃户,但做的太过份的也不多,总比那些纯粹的地主或商人要好一些。
所以在江南一带,官绅地主的势力极大,还有大量的儒生为帮手,乡里事物,基本上就是这些大乡绅说了算,地方官安于位,老老实实听话的还好,要是多事多为,管教你官儿也当不下去。
全中国人十之八九都知道的海瑞,就是在任江南巡抚时吃的大亏,是闷亏,暗亏,一生名声,差点就毁在这里。
江南士绅的能力和手腕,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惹的起的。
就算是皇帝,也是一样。
派在江南的税监被撵走的不知道有多少,被打死的也有,不仅是煽动百姓抗税,撵走皇帝派来的征税员,同时还编造谣言,败坏皇帝名声,在江南,不要说权臣大官,就算是皇帝也是这种待遇,你又其奈他何?
明中期之后,江南士风又是一变,除了把持地方,就是在朝中结党。
在常州创立的东林书院,先是一个书生松散的组织,后来就慢慢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党。这个党都是大地方,富豪,但同时也是读书人,是名士,是盘踞江南的官绅地主。赫赫有名的钱谦益,就是著名的大地主,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多半也是一样的官绅地主。在掌握大量土地的同时,他们还是大商人,大海商,钱谦益自己就有海船出海,获利极丰。
这样一来,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利益集团,对抗商税,不缴商税,就和苏州一带的传统一样,抗税搞赋就是地方传统。苏州的赋税固然定的不低,但也是从来没有缴齐过,地方民风如此,士绅传统如此,谁也没法子。
这种情形,一直到女真人杀过江才解决,短短几年,在江南杀掉的士绅地主和生员有好几万人,一切旧的前明势力几乎被一扫而空,然后代之以投效新朝缴纳赋税的新兴地主。
一切都消停了,清净了。
现在的官绅地主势力已经极强,在江南推行新吏治就和别的地方不同,不仅要顾忌到百姓的负担,吏员的人数多少和施政的困难程度,更多的就是要考虑士绅地主的配合于否。
与其对抗,不如合作。
与其叫他们暗中捣鬼,不如弄一个叫他们公然表演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家伙的招数弄到明面上来。
当然,这只是最好的想法和打算,实际情形就是,双方彼此都得到满足,张佳木可以把势力正式进入江南一带而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的暴动式的反弹,而士绅们不仅是在暗中,在表面上也能干涉地方政务了。
在短期上双方算是合作双赢,但张佳木也是知道,这种局面能不能长久,还在于双方的克制。
在他手中,对武力的使用当然是克制的,但如果他身故之后没有制约,下任的权臣是不是也会制约自己,可就难说的很了。
至于士绅们,是不是愿意以合作为主,而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也值得存疑。对付他们,应该是不停的规范化,把暗的真正转成明的。而以实际来说,他们算是对政权的一种真正有效的牵制,这种试验如果能成功,则就算是一个良性政治的开始。
否则的话,也就只能大刀阔斧,先砍伐完了再说。
张佳木但愿是没有这一天。
这般复杂的事,几句话当然是解释不清,当下便是拍拍公主的小脸,笑道:“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将来便懂了。”
“哼,好稀奇么,我自己会打听。”
夫妻二人打闹一阵,也就一起出门,别处不去,先往徐氏太夫人的住处,晨昏定省的请安,费事费时,孝养双亲也不是在这种礼节上,但,这也是规矩,这一点小规矩暂且也破不得,涉及到张佳木的个人形象,由此可知,一个老而庞大的帝国要做一些真正的事,可有多难。(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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