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而是打到了家门口。这时察哥隐隐感到自己被算计了,可却又拿不准,如果是想杀了自己,只需在思兔河动手就行了,那时自己被追的像条狗似的,根本就逃不出他的手心;如果不是那样,必是贪图自己的许诺的条件,他想要东西,可那就没必要在半道截了自己囚禁这么长时间...
赵柽这些日子也很忙,这个档口又快到了天宁节――他爹赵佶的生日,赵柽便从灵州故宫中挑选了一批书画文物,连带伪献王嵬名安惠的印信,灵州地区的地图账册,装了五十箱,又选当地出产的骏马百匹,命见喜为生辰使押着寿礼回京给皇上贺寿。
贺寿是其一,烦心事还很多,灵州城经过大战和月余的围困,可谓百业萧条,物价飞涨,城中人心惶惶,户户闭门,街上少有行人,笼罩着一片死气。赵柽命人出榜安民,派遣执法队上街巡逻,纠察违纪士兵,防止兵丁扰民;随后又率众将到城中最大的金光寺礼佛,布施百万钱请高僧为死者做九日水陆道场,超度亡魂,对城破之日死伤的百姓予以抚恤、医治。同时开仓放粮,平价出售给百姓,稳定物价,设置粥棚赈济孤老,出动民夫修缮毁于兵火的房屋。
这一系列的措施实施后,城中商铺开门陆续开始营业,紧接着开始有商队进入灵州城,收购货物,出售物品,城中人心趋稳,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赵柽却不敢松一口气,灵州的官吏和部族首领,当地豪强在战争中或死或逃,十不存一,基层政权几乎被破坏殆尽,人口流散,大片土地成了无主之地。
长期的战争使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崩溃,因此战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所以当务之急一是重建经济体系;二是如何巩固边疆,收长治久安之效,将河套地区变成战略后方。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中央王朝的主要威胁都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主要是因为在谋生条件相对容易的地方,人们无需耗费过多的精力去同大自然斗争,而在生存条件恶劣的游牧地区,财富是牛羊而不是土地,掠夺要比生产容易的多,因而游牧民族往往能征善战,攻城掠地成了家常便饭。草原社会的统治又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土地所有权为基准的,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因此移动权比居住权更为重要;在食物缺乏的时候,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兴趣远远大于中原农耕对草原的兴趣,所以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
灵夏地区处于宋朝的西北边陲,是丝绸之路的枢纽,是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洲联系的前沿要冲,自汉朝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对其战略地位都极为重视。此时宋朝面临的正面威胁来自草原游牧契丹建立的辽国,侧翼是来自西北党项民族占据的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随着女真的崛起游牧民族必将深入中国内地,要防止女真的继续南下,大宋就必须进占更远的据点以攻防草原的侧翼,而西域的绿洲就必将成为赵柽重点的经略区域。
为了应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侵袭,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安全威胁可谓伤透了脑筋。修建长城、开发西北边疆都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有关,游牧民族敌对势力的侵犯对中原造成了重大的威胁,由于受政治局势、国力强弱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北的策略各有不同,既有积极的军事征服政策,也有被动保守的和亲政策和羁縻笼络政策,对远悬塞外地域的悠忽远近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政策大都是应时之策。
从汉代开始至今,军事征服常常是历代中央王朝统一西北初期采用的策略,虽得一时之效,但难以长久。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最后也是以‘罢轮台屯田诏’而从西域撤回军事力量。
“军事征服,一时之效!”赵柽通过此次远征明白了这个道理,军事征讨之所以难有久远之效,主要原因是西北远离内地,地广人稀,大批军队进军作战,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即使战争取得了胜利,如果驻扎大量军队,国防耗费过大,反之则难以巩固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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