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石敬瑭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已经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十七年,最短的只有七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
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后周世宗曾经北伐,但“幽燕十六州”仍然未能收复,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五十年,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而且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游牧民族,而是一个被儒化的半农业文明国家。除吐蕃逐部外,宋周边的大理、西夏同样具有这种性质,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无论是宋辽,宋夏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谁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所以宋辽战争、宋夏之间的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
其次,发动战场的动力不同。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
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甚至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的几乎唯一的选择。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正是南方的这种特性,除了洪水泛滥对人类构成较大的威胁外,南方的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自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
因此土地荒漠化,使生活在北部区域的广大游牧民族生存空间大为压缩,他们可选择的放牧空间也在不断退化。迁徙成为必然的一种选择,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在某种程度上,北方诸多民族从游牧生活转化农业文明,可能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打仗赵柽经过这些日子的征战,现在心中有了底,以自己‘发明’的武器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天下无敌了,但是不是说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就可以换来和平,像成吉思汗似的,动则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可这种高压、野蛮的政策同样也激起各民族、各国家的强烈反抗,反抗的强烈反过来又引起更残酷的镇压,也就永无停战之日。
可是说到治国,赵柽知道这是自己的短版,他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招降纳叛不像小说中只要显示些‘王八之气’亲手解缚,开仓放粮,施予恩惠就能让人心悦诚服,使万众来投。就将来可能出现的这种难题,他在路上也和自己的幕僚们讨论过,大家都倾向于采用现在即有的比较成熟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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