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现在下面的人都被压制得不能动弹,但是薛进还在。而因为薛进的战功和在军中的声望极高,何况薛进这些年回到朝中之后一直很老实,而且兵部尚书并不管兵部具体事务,皇帝想要抓他的把柄也很费劲,这次西北大军的变动,薛进也没有插手的迹象,皇帝不能够轻易动他。
为了将柳正言的势力连根拔起,这次大换防是将西北大军原本的士兵分散到北部、东北和江南,而将其他地区的兵力调入西北。其中大半是江南的兵。并且这些府兵连同其家人田产一边调往他地,因此这一年的调动总人数达到十五万以上,每批人数两万左右。而实际上。大军吃空饷的情况及其严重,能满员一半的都是精锐部队,大部分编制能满三分之一就很不错了。因此要调动的人根本也没有那么多。
皇帝考虑一方面削弱陆宪在江南的势力,另一方面用陆宪的势力对付柳正言薛进的一派的势力。皇帝想的挺好,可现实与他的想象实在差距太远了。
但这件事在西北和江南造成了极大的困然。江南自南北朝以来,就逐渐变成了安逸之地,虽然经过三百年的发展,田地的产量仍然不如发展了自古以来的富庶之地黄河流域,但好处是几乎没有刀兵之祸,因此这里的府兵少有作战能力。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
最初实行均田制。大多数人加入府兵是为了多捞些好处,因为家中有一个府兵就不用出负担租税,他们分到这些田。国家就不负担平时的军饷,这样国家的兵饷负担就会比较少。只在出征的时候发放军饷。
一百多年来,府兵制度的积弊日渐显露,很多将领借由缺员的府兵,将国家发给府兵的地归为自己所有。或者和当地的大户勾结,用一些荒地充作授田,把免税的额度套到自己该交税的地上,等于吃空饷。
再加上豪门世家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国家掌握的土地也越来越少,能下发给军队的田也越来越少。以至于兵也越来越少。后来东征抽调了一大半兵丁。要不死在了辽东,要不就被编入天武军。
后来再次征兵,因为无田可授。便只好变为国家出一部分饷银,再免一部分税。那样兵源还是严重不足,倒是又给了那些将领们一次吃空饷的好机会。
现在,除了升州(后来的金陵)驻守有大军,军制也比较完整。其他各地的折冲府都是不满员的。
如此一抽调等于把他们迁去西北,往后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那时的江南虽然不如长安、洛阳。却也是六朝故地,很多人的家里都是晋朝永嘉南渡的时候迁过来的,虽然后来被编入了军户,也有被调去打仗的时候,但家一直也没有离开。
日子过得虽然贫苦,却舒舒服服的,养蚕织丝也是一个家庭重要的收入,忽然说要把全家搬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让他们难以接受。更何况西北常有战事,在江南人眼里,突厥人就如同凶神恶煞一般,若不是想要凭借军功发家的人,谁愿意去那个地方。
西北大军中同样有很多人不满,上层军官因为这次巨大的变动已经换了不少,这次并不涉及调动,而中下层的军官则要带队到新的驻地,在西北这个破地方戍边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这边是关卡,很多商人要通过这里去和突厥人交易,他们虽然不像上层那样能捞很多油水,但好歹能沾点油星,这些年大战很少,小战不断,军功也积累的快,不过上边的人倒了,往后自己在这前途也不好,他们虽然满心抱怨,但也只是抱怨抱怨。
但士兵们就不一样了,因为西北的土地贫瘠,人们要共同劳作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又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这里不管世家大族还是庄户人家,宗族观念都非常的强。各军户的男丁被编入军中各部,而西北大军人数最多,不可能整体迁移到某个地方,而是按照上头的安排,分别迁往各地,等于说许多家庭都被强行拆散。这让他们很是不满。
于是几个要调防的军中出现了大规模的逃逸事件。
皇帝接到下面的奏报,请求换防暂缓,大怒,觉得是下边的人故意不服从调度,给他弄鬼,他如今终于手握大权,内廷外朝没有再敢跟他较劲的人,登基十八年终于手握大权,他再不愿意听那些诡辩的借口。
因此皇帝下诏要求换防继续,并且严惩偷跑的兵丁,斩首不贷,并且要求必须按照规定时间到达新的驻地,还将上书劝谏的臣子予以贬斥,以示自己的决心。
于是各地折冲府又开始追捕逃兵,光敦煌一地斩首逃逸兵丁就达二百多人。
公开处决逃兵,大军震怖,这些人也只好乖乖的调防。
总之,换防的事情闹得各地军府百姓都不安生。江南各府虽然最后按照旨意去了西北,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满员。皇帝也为此事极为生气,但却毫无办法,因为这并不是一两天积存下来的问题。现在的将领能把手头的兵带好就不错了。
皇帝很想下旨征兵,但是户部一个劲儿的哭穷,而之前他花内库的钱太凶,又是修宫殿,又是征辽,现在内库也不是很充裕了,何况天武军重新收编之后以不再属于府兵,军饷负担沉重,全都有内库负担。
皇帝也知道现在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影响了国库的收入,但是他心里很清楚,那些世家贵胄之所以在他设立内廷,一手控制朝政的时候,没有拼了命的反对,就是因为他废止了长公主那套“摊丁入亩”的政策,钱,是他迫切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