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东西,你不去掌握,别人就会掌握。有了舆论就等于有了话语权,有了话语权,黑的能说成白的,白的能说成黑的。
余杉之所以说这些,完全就是牢骚,他也知道眼下就算他上达天听也不会改变什么。
秦伟民曾经在宣传口待过,对余杉的牢骚深有体会。远的不说,前几年地方政府恨不得把外资当成祖宗一样供起来,好好的国宴可乐愣是卖给了百事,然后国宴可乐愣是从此销声匿迹,国内可乐市场从此两家外国企业争雄。这里头你能说地方政府傻吗?事实上能在体制内登上高位的就没有傻子。往深层次探究,刨去贪腐问题,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外国的月亮更圆’。
秦伟民说了几个例子,感叹着说:“前年我去南方走了一趟,改制的国企走了很多家,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当时我就说,不能盲目相信外资。人家跑来咱们国家是来赚钱的,可不是助人为乐来了。”说到这儿,秦伟民觉着自己说辞有些不当,就说:“所以引进外资的时候还是要慎重,比如小余你这样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我们就很欢迎。”
余杉摆摆手:“真谈不上,我这也就是略尽绵薄之力,真要叫我抛头颅洒热血,我估计我早就怂了。”
秦伟民一阵大笑,又说:“家国情怀的确有些大了,不过你身上还是有很明显的企业家责任感嘛。”
余杉只是摇了摇头,没有用言语去辩驳。要不是有时空门,他这辈子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撑不着,也饿不着。因着时空跃迁,他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身份,从负债的穷光蛋到企业老总,那些时空跃迁所带来的记忆中,有着许许多多对社会责任感的思考。
在他看来,所谓的企业家跟逐利的资本家的确存在区别,虽然表面上来看二者好像一模一样。拥有资本、生产资料,雇佣大量人员,套取剩余价值……你看,这是不是一样?
但二者又存在区别,因为二者立足的社会体系有着天壤之别。于是乎企业家们就比较纠结了。按照资本的天性,它必然是要逐利的,必然谋求着利益最大化;但其立足的社会体系,又不允许它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所以经常会有企业家感叹,说在国内做企业家很难,还有人提了什么天花板之类的。
这种情况放在老美那儿就不同了,人家的社会体系就是为资本服务的,资本家自然过得舒服。于是有些国内很天真的企业家IPO之后,干脆把总部搬到了老美,觉着这下妥了,总算不用受约束了。结果被现实狠狠打了脸,那家企业每年都在老美那儿亏损,在国内盈利,于是只好拿着国内的盈利去填补在老美那儿的亏空……嗯,不亏是美帝良心!
余杉是个平和的人,所以他觉着自己能站在两个视角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企业家该不该受限?那太应该了,不然的话,如果余杉是个普通老百姓,那特么还怎么过?这万一要是破产了,总不能跟老美似的,去年还中产阶级呢,今年直接公园住帐篷当流浪汉吧?
也是基于这点,西方的民调才惊讶的发现,国内对政府的满意度居然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跟秦伟民的聊天让余杉很谨慎,秦伟民的话术很厉害,总会在不经意间套出余杉的真实想法。余杉必须打起精神,否则说不定偶尔一句话,就能让秦伟民察觉出余杉与这个时代的迥然不同。
好不容易送走了秦伟民,余杉还没松口气,手机就响了。来电是个陌生号码,余杉接起来,就听对面用低沉的声音说:“黄立才我抓到了——”
是乔思,余杉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但这个黄立才,我根本就不认识。”
嗯?抓到了,但不认识?
余杉没说话,沉默以对,随即就听乔思说:“不用我多说,你也能琢磨出来怎么回事。”
没错,余杉瞬间就能想起一个可能:康彦超的本名根本就不是黄立才,他很可能是冒用了黄立才的身份,或许真正的黄立才会在几年后意外死亡,或者成了失踪人口。眼下余杉的身份证就是在滨江买的,他冒用了某个失踪人口的身份。
“我需要你尽快搞清楚,不管用什么方法。”
余杉深吸了一口气,只说了一个字:“好”
他答应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余杉很清楚眼下跟他通电话的乔思已经是个彻彻底底的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