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秦国之强,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焘适时的补充一句,而朱宜锋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
“所以,后世的统治者,才会吸取秦国的教训,但在吸取其教训时,却又念念不忘秦国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董仲舒适时的出现了!”
提及董仲舒的时候,朱宜锋的眉头微微一挑。而郭嵩焘同样也因为汉王的话锋转换,而惊愕的看着他,似乎不明白汉王为何会提及董仲舒。
“就学说上来说,与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为核心不同,儒家学说的根本是“以民为本”,最为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时,朱宜锋不禁流露出些许笑容,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齐宣王的一弃、一已,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可换成国家的时候,他就左顾言它了,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不是阿附权贵之徒,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为国君出谋划策。无论是孔子也罢,孟子也好,其学说中尽是“养民”和“教民”。“教民”则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却变了味!”
此时,两人走的非常慢,而郭嵩焘更是不时的皱着眉头,今天汉王的每一句话,在他震惊之余,更是发人心省。
“秦国的二世而亡,固然令人警醒,可汉随秦制,其实只是将“愚民”之道加掩饰罢了,汉宣帝为了教育”仁柔好儒“的太子,说了”霸王道杂之“的明言。而后来董仲舒为讨汉武之欢喜,篡改儒学之本,由此也就有了“儒表法里”之说,就是以儒家构建社会纲常、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以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建立基础并增进认同,而法律、行政等政治实践,则延续秦律中的法家之学,也就是”汉承秦制“而法家思想中对“愚民”有着丰富而充分的论断,“民弱而国强”是其核心思想。表面上历代王朝说的是儒家仁义,可是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使用的霸术。”
这也是儒家成了“愚民之学”的原因,这是因为法家作为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思想,普通大众接触并不多,这些黑暗的内容都是统治阶级秘不示人的“法宝”,人民只能看到统治者宣扬的儒家仁义道德,而发现自己被愚弄后,就会认为是儒家思想愚弄了他们,所以说儒家愚民是不对的,儒家是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锅。
“也就是从董仲舒为讨汉武之喜,迎合其用,添加了“三纲五常”以为其统治篡改儒家学说起,孔孟时代儒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被各个朝代的君王修改或者曲解,而至高皇时,高皇看到《孟子》的时候,看到民本思想时候,勃然大怒,愤怒地下令从书中删去大约相当于《孟子》全书三成以上的内容,这种删减确实是儒家一步步沦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并通过科举制度传递给更多知识分子“奴性”,成为愚民的方式之一,”
“陛下……”
若是说先前是惊讶,那么在听到汉王提及高皇删改《孟子》时,郭嵩焘更是被吓了一跳,就在他欲为朱元璋辩解时,朱宜锋伸手打断他说道。
“云仙,高皇当年删除非孟子原文85条,将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虽说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但是却未强删令天下《孟子》,只是规定不考《节文》之外的文章,是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如此,亦可理解……可,他并没有想到,中国正是毁于其删书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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