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三元,而一亩地一年所产值银不过五元上下,一名工夫一年所得相当于种7亩地,铁路工地包吃包住,工钱自然相对较低,但是习惯务工高收入的他们,又岂会再愿意种田?以武昌的纱厂为例,工钱皆在四元左右,一人务工,可供全家维持生计,若是三省有百万工人,那么就等于从乡间吸纳百万生计难以维持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进厂务工后,需要有人卖菜、卖布,所有生计均仰赖商业,酒馆、商铺亦需要雇佣劳力以满足服务,这些服务行业亦可吸纳数十万以至上百万劳力,再考虑随其进城的家人,等于从农村吸纳五百万人口,而五百万剩余人口进城后,农村闲置多少土地?”
反问之时朱宜锋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工厂可以提供两百万,甚至三百万、五百万劳动岗位呢?会有多少人进城?会有上千万人,甚至数千万人进城!”
对此,作为穿越者的朱宜锋自然不会怀疑,事实上根据后世的经验来看,工业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途径,同样也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在未来的差不多一个半世纪里,农民从未曾依靠土地富裕起来,最终他们是通过进城务工变得富裕起来,而在这个没有化肥、良种的时代,依靠那么几亩产出极低的土地,他们甚至还最起码的温饱都没有办法解决。
而更为重要的是,就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说,将来不仅不应该抑制土地兼并,甚至需要鼓励兼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迫使国人走出乡村,放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往城市里务工。毕竟千百年来中国都有着”不远游”的传统。
“那敢问汉督又岂是所有人都愿意离乡进入工厂?天下百姓若非迫不得已又岂有愿离乡者?”
恰在这时有一个学生发出了他的疑问。
“没错!”
面对这个问题,朱宜锋差点出言称赞了,这个问题提的正是时候。
“确实如此,民间不是有谚语嘛,“病死不离家,老死不离乡”、“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日难”百姓不愿意出去,怎么办?但凡有一线希望,就没有人愿意出去,只要那一亩三分地,能勉强维持家里人不至于饿死,他就愿意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哪怕一天只吃一顿饭,哪怕一年到头儿吃不了一次饱饭。这是什么?”
听着台下的学生和官员们,朱宜锋冷声说道。
“这就是惰性,这就是老百姓身上的惰性,千年来,他们习惯于困守土地,纵观史书,除了少做人或是读书或是经商才会离乡,其它百姓除了逃荒,又有几人愿意主动离乡?屈指可数,即便是所谓的“湖广填四川”,那也是因为家里的土地不够,眼看着就要饿死人了,他们才想着出去。迫不得已啊……”
其实何止中国人如此,这是全世界人民的通病,当年欧洲人拓殖新大陆时,最初奠定基础的不是士兵就是流放犯,直到后来的饥荒才使得千百万欧洲人纷纷移民美洲。
“希望!”
吐出这两个字,朱宜锋喝了口茶,润了下嗓子。
“但凡百姓能够看到希望他们就不会从乡间移出,为什么?因为还不至于饿死。怎么打破这一点呢?我们要让他们看到希望,这十几万筑路工人,是按名额分配到三省各县,他们现在一个月能挣三块钱,家人,他们的同乡会看到这些,会在土地之外看到新的希望。”
话声稍稍一顿,台下的学生以及官员们,这时才知道为何当初筑路工名额要按人口分配,甚至分配到乡村,原来还包括有这样的用意。
“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抑制土地兼并?一个县只有60万亩地,即便是再抑制,他不会因为你的抑制而多出10万亩20万,土地不会增长,但是人会不断的增长。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等到60万人种60万亩地的事。怎么办?一亩地能养活一个人吗?”
一亩地养活不了一个人!
户部学堂里的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出自于乡间,或许他们很多都是中小地主以及富农出身,和他们对种地并不陌生,一亩地绝对养活不了一个人。
“别说一亩地养活不了人,即便是三亩地,也只能让一个百姓勉强糊口。全国的地亩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平均下来,不过也就三亩多地啊。现在是三亩多,若是再承平几十年,人口在增加的几千万、上亿!到时候又是多少?两亩?或者更少?”
在另一个时空之中,太平天国以及西北、西南的“回乱”让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有奇,也就是这减少的一亿人口,加之从19世纪中期东南各省向南洋,华北各省向东北的移民,加之“丁戊奇荒”以及随后灾荒饿死了数千万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人口压力。
人口与土地!
在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是土地不可能增长,另一方面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可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口却还在不断增加着,百姓的生活日益贫困,工业不发达的现实使得中国不能够提供工作机会,从而实现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转移,最终,农民起义……不对,在那个时候变成了革命。
但是革命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仅仅只靠那几亩贫瘠的土地,百姓的日子依然过的非常艰难,没有,因为土地分到个人变得富裕,反而日益贫困。这无关政策、无关政治,只是因为人口——人口在增长,土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怎么办?
最终,作为工业提供了机会——凭着人力优势建立的“世界加工厂”地位,吸引了数以亿计的农民进行务工,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受限于所谓的“户”那些人从来没有融入到城市中成为新市民。
但无论如何,土地与人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务工的收入使得农民终于第一次真正摆脱贫困,让他们过上相对富足的日子,这是那一亩三分地无法给予的。
这就是道路!
同样也是解决之道!
“怎么办?”
又一次发出这个疑问,在众人的思索中,朱宜锋继续说道。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千方百计的促进工业发展,通过发展工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通过工商业的发展,去吸纳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将那些农民变为市民。”
市民的消费远远高于自给自足的农民,农民自耕自积,自给自足,但是市民却不同,市民生活所需完全依赖购买,甚至包括最基本的水!他们的生活消费不仅会带动轻工业,同样也会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随着人口不断的外出迁入城市,自然会带来一个新的现象,说是乡村因人口外流,必会导致其让出土地日益增多,到时候……”
不待朱宜锋把话说完,一声刺耳的嘲讽声于台下响起。
“到时候自然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督当真不愧是商贾出身,打得一手好算盘,闻汉督如此厚待,天下士绅焉能不尽心效力……”
(1)因为手头没有湖北、湖南地志资料,在这里引用《商丘地区志》虞城县界沟镇王皇阁村土地改革前的一个土地占有情况调查统计。(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