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些无关的车水马龙,我们三人突然停止了谈话。
“有意义吗?兄弟们,我们有意义吗?”这是李茅的声音。“钱有挣完的时候吗?我们在这里探讨着的事情,对这间屋子以外的人,对这马路上的人群,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吗?”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我们之中,如同一声惊雷。
我们都不敢看对方,我们之间都感到某种莫名的羞愧。李茅这一问,是我们都不敢面对的。
“前几天,我父亲来了,他一辈子教书的学校,已经拆了,尽管我和然然捐过款,校舍也已经重修过了,但没有学生没有老师了。好学生都上街了,更好的到市里去读书了,最好的尖子已经到了济南青岛等大城市,我们乡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考上一本了,父亲有一句话,让我流泪了。”
我们没有打断他,静听他哽咽的声音:“我父亲说:也许,我会是我们乡中考出去的,最后一个清华生了。”
长久的沉默,这话捅到了我们心中的痛处。小苏从贫困农村来,我也是,李茅也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进了城市,挣了钱。但是,与我们一样的乡亲孩子们,如今大多在教学质量不高的学校里混日子。
更多的根本没有信心读高中,为摆脱眼前的贫困,都出去打工,流落四方了。父母没信心,孩子没信心,连老师都没信心了。
我们的经历证明,如果没能有好的教育,贫困是会传承的。在大多数乡甚至县的中学里,好老师都被市或省里的中学调走了,好生源也被大城市吸走,在恶性循环的状况下,教育改变命运这个说法,有时,如同一个笑话。
我们从那片土地来,看到他日渐荒芜和衰败。我们曾与那片土地的孩子是亲人,但我们却从来没想过,如何改变他们的未来。
有意义吗?我们唱着上千元一瓶的酒,仿佛站在世界的潮头。但是,这个世界,究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起我那可怜的乡中,已经没有我熟悉的意气风发的师生了。我最爱的张老师,已经退休到成都,当了一名普通的老太太。那些曾经带给我们青春希望的年轻老师,也熬不住山区的贫困与孤独。
孩子们呢?有条件的家长,早已到县到市,给孩子安排了更好的教育条件了。最需要改变命运的穷困孩子,他们接受着这种没有竞争力的教育,迟早会汇入打工者的大军,希望没有了,火种没有了。
我当年惊异于县中与乡中的巨大区别,二娃和我,本来是一样起点的人,高考的差异如此之大。现在的差距,恐怕会更大一些吧。
好久,小苏说到:“我大学的时候,也到贵州支过教,我原以为我老家穷,哪知道,贵州那地方,比我老家更穷,穷得让人无法想象。那里的学校,几乎成了儿童寄宿院,学习为辅,管住他们不惹事为主。有的学生,父母外出几年没见过面,有的学生,从小母亲离家,属于单亲。他们住的爷爷奶奶家,那房子,一脚都蹬得垮,他们是最需要改变的,而教育现状,却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处境。”
“我们支教也是短时间的,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工作,我们曾经给孩子们带了些希望,走的时候,又让他们失望。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他们的最后亮光也暗淡下来,成了麻木的人。”
听到他们的叙述,我更感觉自己的渺小。毕竟,为了这种改变,李茅出过钱,小苏出过力。但我,最早富起来的人,却没有实际行动过。
这不正是班长给我提醒的吗?要做有意义的事。这不正是董先生给我嘱托的吗?要做大丈夫。
这么久以来,我只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什么感情,什么孩子,什么家庭。这不是无病呻吟么?我所拥有的生活,是多少人羡慕的啊。
生活给了我巨大的馈赠,而我却不思回报。我过着少年时期自己不敢想象的生活,我取得了父母辈无法计算的财富。凭什么呢?凭文化和奋斗,我没有二娃有文化,我没有班长辛酸的奋斗历程,我没有王班长拼命的探索,我更没有眼前这两位,同情那片土地、那些亲人的善心。
回想至今为止,除了我自己的亲人,我几乎没有给别人做过好事。汶川的孤儿,也是妍子提议收养的,我只不过是怀着私心看望了一下,点了一套西式快餐!
我吝啬得如同守财奴,还不知足地在钱财上企图增加尽可能多的数字。在眼前两位的面前,我没有说话的资格了。
这是第一次,在他俩面前自卑,因为道德感。
“我想做件事,还没跟然然商量,我要尽我所能,把我的乡中,兴旺起来。”李茅说到:“我还没有好的办法,但已经有了一点思路,我先做做看。给我父亲看,给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看,给我那些贫穷老乡看,给那些孩子们看,给然然看,给我将出生的孩子看,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甘心,不甘心那个用最大努力培养我的地方,我成了最后一个清华生。”
李茅说这些话时,语言中有一种悲壮的坚定,他的形象,此时,在我心目中,突然高大起来。理工男不是没有情怀,只是他把情怀凝聚在他的行动中。
此时,这个逻辑性严酷得没人性的直男,突然吟诵出一句诗歌,我们都听懂了,因为他的声音哽咽,因为他的语言是一字一句咬出来的:“为什么我的双眼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不同得想起了艾青同时代诗人的一句,不自觉地念了出来:“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延安的小米把我养大。”
而小苏,却抹起眼泪来了,他没说话,没哭出声,他只是抹眼泪。好久好久,他才回过神来:“我读书的镇中学,我最爱的数学老师,现在在省城,给人当家教了。我真他妈的不是人。这个老师跟我亦师亦友,当年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根本上不了一本,他每天辅导我数学,晚上还给我加餐,是用他自己的钱,他也是单身汉。要没有他,我数学高考不会有130分,要知道,我英语只考了80分,其它科也差,要不是数学,或者说这个老师,我根本没机会跟你们坐在一起。”
他述说的平静中饱含着重量:“这老师在乡中呆不下去了,因为老给学生垫学费,他老婆骂他不会挣钱只会贴钱,他只好辞职,到省城挣钱来了。我知道,他的理想,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更多学生的命运,而今天走的路,是他不愿意的。我给他钱,他不要,他说他今天挣得不少。但跟我说:如果不能改变几个贫困学生的命运,他觉得他活着没多大价值。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虽然没你们有钱,但改变他一个人的处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何实现他的理想,我根本没有信心。他用全力培养我,我却帮不了他,我真是无能!”
“然然在大学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们甚至组成了利益共同体。就连她们中学的师兄弟,也在生意或者事业上,有互相帮助的习惯。她们所处的阶层,其实都是日子好过的人。恰恰是我们这些所谓凤凰男,成了乡亲的、父母的、老师的骄傲,却根本没有帮助到他们。”
我听到这里,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只要妍子同意,我愿意把酒吧的赢利拿出来,作一个教育基金。因为原来我就跟妍子商量过,这酒吧和利润,作我们孩子的教育基金。我们没孩子,这基金再用于教育,她应该是可以同意的吧。
我说到:“老实说,跟你们比,我境界差大了。我想了想,我现在能够支持的只有钱,如果能够用钱来解决问题,那我愿意做,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庄哥,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李茅说到:“我没投过钱吗?我们乡中,校舍重修的钱,实验设备的钱,都是我投的,有用吗?没有用。好老师都走了,没好老师,哪里教得出好学生?”
“庄哥,以我原来中学为例,你是不知道惨状。”小苏说到:“一本率是多少?不到5%!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本率还有10%以上呢。怎么办?连最爱教育的数学老师,都留不住,怎么办?生源也不行,家长也不重视,学生也没希望,混一天算一天。”
我算了一下,按小苏所说的一本率,大概相当于全国所有高中的平均水平略低,当年的10%以上,已经高于平均水平了。看样子,他所说的现状还算是中等情况。可想一下,那些一本率达不到5%的学校,还有一大把。我想,我原来读书的中学,估计,要考上个一本,也是极少数人的事了。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究竟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李茅这分析思辨的习惯,又充分展现了出来。
我们讨论了一下,关于教育这类的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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