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市长,我是这么想的,这也是咱们市里的一次尝试,东方红愿意来当这个试点,曹主任也给了我很多指导,像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最终是依托政府,那么企业和政府会以一种形式来确立这种托管制度,企业该上缴的一定上缴,涉及到政府和个人部分,也应当有制度政策来规范。”
来之前,这些问题沙正阳都早就考虑过了,可谓应答如流。
“您提到的员工持股所需资金,我们这么考虑的,可以以暂借年底分红的模式来解决部分,当然不愿的可以放弃,一切以志愿为前提。”
“那原来东方红酒业的职工也会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林春鸣皱起眉头。
“普通职工以这种方式,但管理层既可以自己出资购买,另外也会以期权模式来进行,比如确定一个目标,以销售收入和利润来划线,达到这一目标可以考虑一定期权,超过多少,又可以给予多少期权,但要明确具有国家正式干部身份的人应当排除在外。”
沙正阳的话把自己排除在外,这一点也让黄绍棠和林春鸣很满意,如果制定规则者又是受益者,那肯定难以服众,而且也很容易引起后患,这一点不可不考虑到。
但即便如此,让管理层在以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为主体的企业中占有股份,仍然是一个从未触及到的新问题,甚至在法规政策层面都从未有过,哪怕是黄绍棠一样觉得这一步迈得太大,连沿海地区都还从未有过,在内陆地区那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
期权模式在国内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黄绍棠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模式,但是国内绝对没有,而像林春鸣、霍连钊等人就连都没听说过了。
“小沙,管理层持股这个模式恐怕不太适合。”林春鸣缓缓摇头,“改革也要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管理层在企业工作,拿了工资,企业效益好,可以以奖金的方式来体现他们的成绩,但持股,这意味着他们和镇村乃至县里一样成为股东,这一步不能迈过。”
霍连钊也插上话:“东方红酒业的性质是集体企业,县酒厂是国营企业,但是本质上两者都属于公有制经济,无论是谁兼并谁,这都属于肉烂了在锅里头,但如果将股权给了管理层个人,那么就变了性质了。”
“那国有职工的个人股权呢?原来东方红酒业职工的个人股权呢?”沙正阳反问:“如果不考虑前者,我估计兼并恐怕就会受到这些职工的抵制,而解决了前者不解决后者,更说不过去,没理由不一视同仁,就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
“小沙,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城乡距离本身就客观存在,而国企职工和乡镇企业职工身份差异也本身就存在,我们无法否认。”黄绍棠也终于说话了,“如果从共同富裕的这个角度来说,让企业职工分享企业带来的红利,并不不可,毕竟这是集体企业,但如何来实现,小沙你有没有考虑过以一种变通的方式来解决呢?”
不愧是南粤出来又在中央部委干过的角色,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目前的气候下,如果谈及在集体性质为主的企业中个人利益如何分配,那太敏感了,尤其是这还是一家兼并了国企的乡镇企业。
企业职工的持股其实是可以探讨商量的,毕竟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也就是说一个如何把虚化的主人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持股是最切合实际的,但是需要解决政策方面的问题。
沙正阳其实也没有指望能一步到位,但是他觉得这样先提一提,起码先让领导心目中有这样一个概念,为以后可能的改制提供一个思路。
像东方红酒业这样的企业,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高科技含量的竞争力,更多的是通过营销团队来维系竞争力,一旦这个团队认为他们付出的与获得的回报不匹配,那么心生异志也很正常。
而现阶段还能以企业的飞速发展吸引他们一展抱负,但是很正当进入成熟稳健的发展阶段时,那就不好说了。
沙正阳也不认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就有多么强大,足以让这些人放弃自己的个人经济利益。
哪怕现在无法解决管理层的持股问题,以后进一步进行企业改制时,也要考虑这一点,否则激励机制跟不上,企业肯定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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