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开始上折,有的委婉,有的激烈,但意思是一致的:阎敬铭良莠不分,杀戮过甚。
前文提到的长清县令陈恩寿——赴黄崖山劝降、差点丢了性命的那三位官员之一,“既痛死者无罪而横罹凶惨,又憾官吏之不能先几安抚”,愤而辞官。
朝廷当然要维护阎敬铭,参剿黄崖山的有功官员、将士,封赏一样没少。但连阎敬铭自己也觉得,和地方的关系闹得如此之僵,他这个陕西人,很难在山东巡抚这个位子上再呆下去了。
那么,该把阎敬铭调到那里去,又该派谁接山东巡抚的位子呢?
上谕下来,几乎跌碎了所有人的眼镜:
阎敬铭左迁户部尚书。
山东巡抚由署理布政司丁宝桢接任。
巡抚是从二品,部院尚书是从一品,就是说,阎敬铭连升两级。而且,户部——那是什么地方?!
而丁宝桢原来仅是一个“署理布政司”,且刚刚上任,资历尚浅。可他接的山东巡抚,反倒没有“署理”二字,真正是一步到位。虽然布政使和巡抚都是从二品,但大家都晓得,这也叫“连升两级”了!
这两个出乎朝野意料的任命,全出于关卓凡的一力主张。
把阎敬铭调离山东,就算是对山东地方最大的交代了。不管有没有“杀良”,天底下从来没有打胜了仗,反倒处分主将的道理。山东士绅以及山东籍的京官们,应该满意朝廷的处置,不会再唧唧歪歪了。
阎敬铭是升官,不是平调,更不是降级,因此,山东绿营的士气,也不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关卓凡要用阎敬铭,切实整顿户部。
“奉旨管理户部”的军机大臣是宝鋆。平心而论,宝鋆管部,还是称职的。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不花。比如,慈禧和安德海想修圆明园,宝鋆就不干;慈禧想把内务府拿过去,宝鋆也把着不肯放。
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制度”的范围内,基本没有流向什么不应该的地方。当然,改革“制度”,比如,减少将养八旗的花费,就不是宝鋆兴趣所在,亦非其能力所及。
但是,宝鋆管部,管好的只是“部外”;户部内部种种弊端,宝鋆却当做看不见。国家的钱,从户部出来之后,固然大致用得其所;但这些钱还在部里边的时候,却被“内部人”上下其手,狠狠先过了一刀。
宝鋆不管“部内”,或者说他管不来“部内”,除了他不爱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说到底,还是因为宝鋆本人就不是个清官,贪贿卖官,样样不缺,指望他“兴利”也许可以,指望他“除弊”——本质是整顿吏治,当然没戏。
以现有的历史资料看,可以担负户部“除弊”任务的,阎敬铭之外,不做第二人想了。
首先,阎敬铭不但清廉,而且简朴。
晚清高级官员,尽有清廉的,如曾国藩、沈葆桢、丁宝桢,等等。但开府建牙,迎来送往,得维持必要的排场,真正做到“简朴”的,可就少之又少了。而阎敬铭这两种优秀品质“二合一”的程度,在晚清衮衮诸公中,绝对是第一号男猪脚。
原时空光绪三年,即1877年,山西大饥,朝廷派阎敬铭赴晋视察赈务。阎敬铭一路敝车荆服,行李萧然。到任后,穿一身粗糙的“褡连布”做成的官服,并逼属下也穿这样的粗布,有穿绸缎者,自然是钱太多了,那就“罚捐饷济灾”吧。
他杀掉侵吞赈款的吉州知州段鼎耀,严劾奉使大臣礼部尚书恩承等过境滋扰地方,活人无数,晋人交口誉之“阎青天”。
光绪八年,即1882年,阎敬铭奉调入京,也是布服敝车,只带一个小家童,一老一少,悄然进京。
关卓凡想,如果都像阎敬铭这样不讲排场,这个级别的官员,正俸加养廉银,根本不需要贪污,日子就可以过得很舒服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