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俟“江户法乱”发生,大浦庆立即就对其前因后果做出了精准的分析、判断,由西本愿寺而萨摩藩,条分缕析,剖析入理,并极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可行性极高的“解决方案”——哎,没有她的“切中肯綮”,领导又怎能“探骊得珠”?
这份“PPT”,做的是真特么牛掰!
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啊!
唉,老子的公使加领事,拢在一起,还及不上一个女人!——一半都及不上!
哼!
关卓凡晓得,大浦庆“危机管理”如此出色,绝不是开了外挂,事情一出来,天眼一开,就啥都看见了、通透了,而是“功夫在诗外”——平日里功课做的足啊!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她一定如俺一般,料定萨摩藩不安于室,总有一天要跳了出来,对幕府乃至她的关王爷发难,因此,早早儿的就在萨摩藩身上下功夫、做功课了——反正,她有“特别管道”嘛!
事实上,对萨摩藩的警惕,驻日公使、领事一样是有的,可是,对于萨摩藩的情报工作,徐四霖、赵慕云就无法同大浦庆相提并论了。
不同于长州藩的八面漏风,萨摩藩素以“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著名,德川幕府全盛之时,中央政府犹不能轻易伸手进萨摩藩,幕末衰弱,更加不必提了。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萨摩藩对外防范更严,莫说中国驻日公使馆、领事馆了,就是新选组——全日本皆为之股栗的角色,都进不去萨摩藩。
萨摩藩和幕府是有“默契”的——若在萨摩藩发现了新选组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立即捉住杀掉。
对此,幕府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然而,大浦庆的人,却可以自如出入萨摩藩。
原因有二:
一来,萨摩藩重商,同日本第一豪商之间,不能不有许多密切的商业往来;尤其是,日本国内水运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操于大浦庆一人之手,萨摩藩“仰仗”大浦庆的事情,也着实不少。
二来,自然就是大浦庆的“特别管道”在发挥作用喽。
事实上,不止于萨摩藩,伴随着“庆记”的庞大商业网络,大浦庆的情报网,是铺遍了整个日本的,与之相比,中国驻日公使馆、领事馆自行建立的情报网络,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还有,情报的收集是一回事儿,在纷繁的情报之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则是另一回事儿,很明显,大浦庆是“两手抓、两手硬”,不然,她得不出“本愿寺西东之间有隙可乘,萨摩藩上下之间也非铁板一块”的结论。
关卓凡再一次感慨:这个女人,真正不得了!
突然就想到,自己的女人里头,很有几个,是有大本事的嘛!御姐不必说了,大浦庆也不必说了,就是晴晴、婉妃,如果“放”到外头去,或者从政,或者经商,一定也会有一番相当不坏的成就的……
打住!
御姐、大浦庆、晴晴几个,当然是你的女人,可是,婉妃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女人啦?
脸皮不要介么厚!
关卓凡的脸上,不自禁的略略有点儿发烧:我这个念头,还真是有点儿奇怪……
好了,别胡思乱想了!
赶紧收摄心神,继续往下看——电文极长,下头还有呢。
大浦庆说,除了岛津久光有上述“隐忧”之外,萨摩藩内,不少中高级武士出身的官员,也对大久保利通颇有不满,原因呢,就是大久保利通搞的那个“诸贤令”。
“诸贤令”是“二次长州征伐”之后发布的,彻底打破了入仕的身份限制,即便不是武士,哪怕“贩夫走卒”,只要有才干,也可入职政府,并不设上限。
虽然,迄于今日,“贩夫走卒”之中,尚未出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类人物,不过,“上进”的大门是打开了,下级官员之中,已经有了不少出身“贩夫走卒”的,整个萨摩藩,“民气昂扬”。
然而,中高级武士们却深感侮辱:“贩夫走卒”也可入仕?也可与我等比肩?
我呸!
“诸贤令”是以“此危难之时,用人之际”、务求“上下一心,野无遗贤”的名义发布的,可是,对于“危难之时”的说法,不少人是不认同的:
你他娘的不去招惹幕府,幕府会来招惹你?什么“危难”不“危难”的,不都是大久保利通那班人自个儿折腾出来的?
然后,拿“危难”说事儿,拿藩厅的职位买好儿,藉机扩大自个儿的势力!
其心可诛!
还有人对大久保利通招降纳叛、大量容留“维新志士”,也表示不满,原因呢,同不满“诸贤令”是类似的:
养这班人,是要花钱的——这也罢了,关键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进入了藩厅,做起了萨摩藩的官儿。
官位这个东东,永远是僧多粥少的,“外藩”的人霸了位子,“本藩”的人的屁股下头,可就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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