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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比从前,想要发动民夫的难度越来越高,雇佣性质的“劳役”,在扬子江两岸越来越流行。
加上民间帮会兴起,围绕运河、主流水系吃饭的力工团体对于传统力役已经有了斗争经验,尽管还没有到武装斗争的地步,但时不时来个“啸聚”罢工,还能很能震慑一下官府的。
不过帮会终究是弱势一方,而且势力驳杂,其中掺合了不知道多少官场商场养得狗,加上力工团体一旦失业,其抗风险能力极低,往往“啸聚”也就是一时,对付对付不知道底细的空降县令还行,但连本地出身的一员小吏,也吓唬不住。
这其中自然是有各种博弈,但官方工程由征发转为雇佣,是个大趋势。而且雇佣形式,从实物物资充抵转变为现金,也是一种趋势。
和别处不同,武汉市场是有轻微通货膨胀的,但是大唐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通货紧缩。贵金属每年进口的增量,经过十多年的沉淀,依旧没有彻底显现在整个帝国之上。
只是伴随着银元的诞生,普通百姓家庭的贵金属保有量,明显增加了不少。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天下雄州上县,金银器的销量大大提高不说,金银加工的工匠,各地雄州每天都在招募。
以武汉为例,江南江夏老城,江北汉阳老城,两条朱雀街的商铺,都已经逐渐转型为吃喝玩乐,其中尤以成衣铺、点心铺、糕饼铺、金银铺等等为主。
贞观二十四年的新年,汉阳老城朱雀街最大的一家金器行,一天出脱金镯子数量超过五千,其中南昌来的一个豪商,一口气进口金镯子一千,黄州一个大户也入手五百,其它各种散卖也有两千多。
隋唐以来数十年,都是没有过的“盛景”。
这种商业消息是很难隐瞒的,于是乎一度就出现扬子江两岸诸道诸省,都前往武汉采买金银首饰的状况。
而实际哭笑不得的是,整个武汉的顶级金银器,其手笔都出自苏州、扬州、长安、洛阳四个地方。
也就是说,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不过是出口转内销的另类翻版,苏州豪客跑来武汉一掷千金,搞不好买回去的东西还是苏州产的。
时代就是这么的微妙,人员流动越加频繁,带来的交流自然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这种交流,也进一步扩散着打破旧有社会格局的力量。
不管是金银首饰这种奢侈消费,还是说进厂打工这种纯粹的生活,只要存在交流,只要存在频繁的交流,它一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旧有的想法、念头。
一个工人,会从无知逐渐走向成熟,会逐渐渴望知识和技能,而当有了知识和技能,再加上对外的交流,他自然而然地,不会对一个车间主任产生无条件的臣服、畏惧。
一个金器,人们在权衡着会不会遭遇本地黑店的同时,因为社会文化的交流,当得知某个大地方的大金店相当靠谱,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愿意把风险降低,哪怕实际上这种莫名其妙的“口碑”,更多的是对“大都会”的“敬畏”。
“日娘的,现在厂里的新人,真是越来越不好带了。”
“郑六,莫要计较啦。死了个人,张使君震怒,你又能如何。”
“本来是死不了的啊,老子好说歹说三令五申,恨不得睡在车间门口盯着,偏偏还是出了事。唉……”
临漳山的一处别院,前来帮忙的郑氏男丁不少,郑主任愁眉苦脸,吃了一杯茶之后,这才摆摆手,“不说了,说了来气,适才来得时候,有个熊家小郎,就这么披头散发上工,这他娘的真是不怕死……”
“不是说不说了么。”
“不说了不说了!”
郑主任点点头,当喝酒一般地喝茶,喝了一会儿,又吃了一点果盘中的坚果,不多时就来了个管事,是个矮矮胖胖的老者,进来后对郑氏子弟道:“都去桑林园,大娘子给大家伙包了红包。”
“叔,几个钱?!”
听到红包,郑主任来了精神,跳起来问道。
“娘家来人,总归不会少的,娘家人和咱们一起拿红包。”
“嚯!那肯定不少!”
“说不定得有两块银元。”
说话间,老少爷们儿都快活无比地区了桑林园,这时候,郑琬早早在那里招待着从京城来的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