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演进中,封建地主和国家都是靠租税、徭役过活,小农经济则很适合其剥削形式。这种“重本抑末”政策的特点,就是重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小农经济。换言之,就是压低商人的地位来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以解决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矛盾。以上可谓“重本抑末”政策产生的第一原因。商人一直处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抑与打击之下,并由此滋生出内容庞杂的反商思想。
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商人的存在的现实意思,因为他们不想光着屁股在街上乱窜,他们也都希望能穿上华丽的绸缎,饮上美酒,吃上海鲜,又或者是用上异域的香料,而且,他们还能通过与商人的勾结获得光凭嘴巴子和手里的文章无法获的物质利益,进而使得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对于商人的态度是:既恨,又爱。
所以从秦汉以来,商人所代表的,就是世界的最黑暗面,实际呢?正在黑暗的,是一群自为家族利益的门阀勋贵,是那些自顾自己权力是否能够更进一步的官吏,是那些披着人皮吸着人血嘴巴子上满口仁义道德的渣滓!
只不过,他们是当权者,当权者掌握了舆论,他们叽歪啥,百姓就听啥,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对于商人的歧视。
说实话,绝大多数商人在一开始,都只不过希望能养家又或者富家,但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地位无疑是凌驾于商人阶层之上的,他们对于商人的盘剥与压榨是历史上实有的记载。这种社会背景自然干预和影响了商人阶层的行为。
外界因素的这种不利影响,使商人的心理总被不安全的预期干扰着。他们不知道凌驾于自己头上的那个官僚机构会做出什么样不利于自己经营的举动,这导致了他们自身的行为调整。或许这种影响还不会马上使商人对诚信的遵守产生背离,但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前景已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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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在渭南所要做的就是把商人的声誉提高,控制官吏和士大夫阶层对于商人过多的盘剥与压榨,使之能正确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并让整个社会认识到商人在国家因素当中的作用,进而加以影响国家对于工商的看法。
毕竟,人是趋利避害的,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操守不会永久地具有生命力。外界环境给行为主体造成的不安全影响,摧毁了对于诚信的巩固和维持。这是文化的力量无法挽救的。
所以,照我看来,仅仅是商人有诚信,愿意为社会作出贡献还不足以让他们信任社会和国家。
因为外界的因素同样在起作用,或者使人恪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或者使人背离之。后世的商人,不同样也是官商结合?不也同样是官商勾结?什么XX矿难,XX群众攻击政府机构,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后世某些人总说古代社会制度落后,法制不建全、官商勾结害苦民生......在我这位优秀的,经历了后世和前世的穿越者看来,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徒尔。
要让百姓讲诚信,商人讲诚信,首先一点,国家就得讲诚信,官吏也要讲诚信,上梁都不正,却偏偏要求下梁要正直起来,这看是不好笑的笑话,确又着实让人啼笑以对之。
我不敢说李叔叔看明白了这一点,至少他懂一个道理,那就是以身作则,以已度人,不然,哪有大唐帝国的今天?同样李叔叔也看明白了一个道理,士大夫阶层如此落力地打压工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们的集团利益,而非是为了大唐帝国今后的发展,要变革,那就变得狠一点,于是,李叔叔就这么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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